張路加
一、引言
在當前面臨許多嚴重社會危機衝擊的中國城市社會中，「知青一代」可說是首當其衝的一群；在毛澤東的時代，這一代人未滿二十歲就被過早的驅入社會，「上山下鄉」，經歷農村生活的艱辛。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年代，還是這一代人，四十來歲正值壯年便需「下崗待業」，又一次過早地退出了人生發展的舞臺，忍受生活在城市最底層的艱難。有人形容說：這代人是「毛的革命的棄兒，鄧的改革卸下的包袱」；從「下放」到「下崗」，他們人生的命運似乎總是走下坡，而今在他們飽經風霜的臉上所看到的，多半是無奈、憂患和愁苦，外帶著眼淚和歎息。
二、如何界定「知青一代」
中國的「知青一代」大體上包括1947-1959年出生於城鎮，並於1967年底至 1979年初上山下鄉的大約1650萬人 。在60年代末，他們大約構成中國城鎮1.2億人口的13.7%；在90年代初中國城鎮人口增加至2.6億時，他們佔了其中的7.9%；在「上山下鄉」的所謂「火紅的年代」的12年間，他們構成同年齡約2700多萬城鎮學生人口中的61%。他們是城鎮同代人中的大部份；並且從60年代到90年代他們一直是中國城鎮人口中一個不小的群體。在1967年末至1972年的第一次上山下鄉高潮中，他們中有715.68萬人去了農村，以年齡較小的初中生為主體，包括大部份「老三屆」初、高中生和69-72屆的初中生。在1973-77年的第 二次高潮中，他們中有858.66萬人去了農村，以「文革」中的高中生為主體。當上山下鄉的浪潮在1978和1979年接近尾聲時，出生於1950年代末的青年剛走出高中校門，他們中的一小部份也去了農村。與許多在第一次高潮中去農村的相比，70年代末以後去農村插隊落戶的知青下鄉時間相對的較短、安置條件也相對好些，但他們畢竟也下了鄉。「下過鄉」是這一代人共同擁有的經歷。
三、「知青一代」的時代烙印
除了「下過鄉」是這代人共有的經歷外，「文革」也是這代人共同的經歷。1966年當「文革」橫掃全中國時，這代人正是就讀小學一年級至高中三年級的學生。席捲校園的「紅衛兵運動」使這代人不僅在學校批鬥自己的老師，並且還走上社會參加「串連」、抄家、奪權和武鬥。帶著年青人純真、熱切的心，他們願將整個身心和青春獻於他們崇拜敬仰的偉大領袖，而成為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的馬前卒。儘管有不少人沒有，或是因為家庭出身不好而沒能加入紅衛兵，但他們並未能躲開紅衛兵運動的時尚、語言、音樂、文化、甚至歧視和迫害。這代人是因文革而在政治上早熟的一代。無論願意與否，以「紅衛兵運動」為中心生活的文革經歷把這代人捆綁在了一起。
這代人也都從小接受以馬列、毛澤東思想為主導的革命教育。諸如「爬雪山、過草地」的紅軍，為新中國建立而犧牲的劉胡蘭、董存瑞，專作「好人好事」的雷鋒，擁有崇高民族氣節的文天祥等等都是這代人教科書本裡面的榜樣和模範。榜樣的教導所留給這代人的是「理想主義」、「英雄主義」、「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利他主義」等，還稍微夾雜一些傳統的忠孝仁義。革命教育使這代人願意將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奉獻給一項大於個人的偉大事業，使他們有了性格上的共性，也打上了共同的時代的烙印。即使今天改革開放已經改換了大部份中國人的人生目標，但獻身「偉業」的理想仍活在「知青一代」許多人的心裡。與之相比，「知青」之後如今日的一代青年人，顯然缺少了這種理想主義成分。
文革的知青之所以成為一代人，還在於「下放」是他們共同的、沒有選擇的命運。不管是興高彩烈、滿懷憧憬的踏上下鄉的征途，還是淚流滿面、依依難別的擠上「插隊」的列車，他們幾乎除此之外別無選擇。所謂「想去，也得去；不想去，也得去」。
對大部份下鄉的知青來說，城市生活本來是他們理所當然預期的生活方式，但下鄉幾年之後他們發現彷如失去了應有的人生；被強加於他們的命運讓他們的城市生活成為可望而不可及的夢，而生活在農民當中他們又覺無法全然被接納和融入；失去的認同感使他們彼此自然而然的互相認同，帶著共同的心理創傷，他們成為了「一代人」。
這代人在教育方面只擁有不完整的初、中等教育。自1966年8月開始，當這代人在小學和中學「停課鬧革命」時，他們中沒有人意識到不完整的教育將從此伴隨他們終身。他們是響應偉大領袖的號召而向所謂的「舊教育制度」開戰，但當他們批鬥老師和毀壞自己的課堂時，他們摧毀的是中國經年累月才建立起來的教育秩序和體制。因此當1967年10月中共中央號召學校「復課鬧革命」時，「復課」實際上已經沒有可能。學校裡缺乏「復課」的物質條件，老師們也難以在批鬥過自己的學生面前重執教鞭。更大的問題在於，當時除了政治性的文件以及革命式的口號以外，其他的知識、學術、文化課程通通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1969年中央教育部門在批轉一份農村教育的報告時，認可了農村中學只應有五門主課：馬列、毛澤東思想學習，農業基礎知識，革命文學與藝術，軍訓，勞動。這種課程的設置不單貶抑了學術知識，更把農村青年的視野限制在「農業基礎知識」上，無疑是對他們繼續的侷限。而城裡的青少年在1969和1970年升入中學時，他們除了以上五門課外，再加一門「工業基礎知識」。實際上，由於經常的去工廠「學工」、郊外農村「學農」以及去部隊「學軍」，即使城市裡面的青少年也沒能中規中矩的學習這六門課。筆者有一位朋友就如此指出：「我這個六九屆的初中生，其實也就是小學水平，只在初中的教室裡坐過三個月而已」。很不幸的，1969和1970年的初中生正趕上「上山下鄉運動」的浪潮，大多數被「一片紅」的下放到了農村。然而，當田野取代了課堂，經年的田間勞動取代了文化知識的學習，知青們既有的一些科學文化知識也隨之從記憶中褪去。當文盲的典型如張鐵生等被捧為全國青年學習的典範後，對知識的學習就更被嗤之以鼻了。1977年恢復高考後，1977-1979年有 43.9萬知青從農村考入大學，加上很多回城再考上的知青，中 國大學裡 1977-1979 級中可能有約55萬是屬於「知青一代人」。從1970年起的「工農兵」學員到1977-1979級中的大學生，再加上從1979年起的「電大」、「函大」、「夜大」和大專班等 。進入90年代，知青一代人最終大約估計有115萬受到了高等教育，而另外的1,532萬除了約50萬人在文革中上過中專、技校外，其他的人就基本只有不完整的教育背景了。
四、今日「知青一代」面臨的社會困境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教育水準變得日益重要，大專以上的文憑成了晉升和尋找較好工作的依據。自1983年起，中國政府開始把教育程度作為基層以上提拔幹部的一項指標。這樣一來，知青一代人因無奈的下鄉而導致不完整教育，變成了他們後天的缺憾。儘管他們當中約1500多萬人依然年輕、有豐富的社會生活經驗和良好的工作表現，他們卻基本上無法登上晉升的階梯。自80年代中起，高水平的教育成了每一種職業的基本要求，就連服務性行業也開始不例外。面對教育程度日益提高的要求和快速變化的生活節奏，知青一代缺乏應變的基礎，變成「被淘汰」的一群。這代人中的一大部份在40歲左右的年齡「下崗」後，在「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重壓下，許多人甚至慶幸還能成為褓姆、攤販、鐘點工和飯店服務員等。
這代人的社會困境，不光表現在教育程度方面，甚至也表現在他們的戀愛生活方面。年少時的熱血沸騰的「下鄉」，讓他們當中許多人的婚姻和青春被躭誤，不少人回城裡時已經年近三十，戀愛、婚姻、家庭、生育、工作等全被躭誤了。他們在回城後草草的選一個對象結婚，也種下日後許多不美滿婚姻的苦果。在鄉下沒談戀愛的知青生活不美滿，結了婚的知青生活也不幸福。至1977年，知青中的約10%已在農村結了婚。但當「回城」的大潮洶湧而來時，許多在農村已婚的知青家庭被沖成碎片，例如在雲南西雙版納的一個農場，五天之內竟然有多達三千對的知青夫婦集體離婚 。然而回到城裡後等待他們的是甚麼呢？除了窄小的家居和無業的徬徨外，他們在毛的革命與鄧的改革交替之際的大倒流，注定是「尚未入時便已過時了」。知青們這樣來形容自己：昔日的陳舊革命遺產，今日的沈重改革負擔；我們是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
五、誰來關心他們？
「知青一代」在今日的中國成為一個獨特的群體。他們佔了城市下崗工人中的一大部份。如今已不大聽得見他們的怨歎，而是默默承受著難言的命運之痛和生活之重。筆者在大江南北的許多城市裡都見到過他們無助、茫然的眼神；他們當中有些為麻醉自己，乾脆成日混跡於街頭的「麻將堆裡」、「棋牌陣中」，或是在街邊等待「褓姆」、「鐘點工」的呼喚。然而他們乾渴的心靈，和對人生意義的尋索，多得無從打發的時間，相同生活經歷塑成的「扎堆」和群體性，卻正是福音傳播的大好工場。他們所飲的人生的苦杯，只有在基督耶穌裡才能找到詮釋的意義，和化苦為甘的祝福。他們的希望和未來，也唯有因著認識基督而真正變得明亮和積極，這不僅是他們本人之福，更是中國之福！願我們今日能聽見這個群體的「馬其頓呼聲」，在主前迫切為他們代禱懇求，並在宣教中特別關注這個群體，藉由我們的回國探親訪友、返國就業或旅遊度假等，更熱切地將福音傳給他們，並鼓勵他們建立自己的屬靈團契，以達屬靈上的守望相助和生活上的彼此相顧。面對今日中國之廣袤的宣教工場，我們實在需要更具體的「定義」(define)一個個不同的單一群體，從而在福音宣講的切入及和他們身份的認同方面，更有效的將福音帶給他們。
中國的知青，誰來關心他們？就是你和我！
(作者為美國播種者中國事工部主任)
(發表於〈大使命雙月刊〉2002年12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