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路加
近百年來，中國隨著西方文化思想科技等的呼嘯東來，傳統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和挑戰，但也因此獲得了變異、會通及再生的機緣。在百年來中西文化交匯的大潮中，異軍突起的留學生群體，所帶動的一波波留學潮，對近代中國在文化、教育、人文、政治、思想、經濟乃至軍事等領域可謂影響極鉅；至今仍繼續影響當今及未來中國的發展和走向。本文將回顧近百年來較具影響的留學潮，分析其產生的原因及環境，點出其對當時代中國所帶來的影響，從而對現今留學大潮的脈動提供一個把握的視野，並從歷史軌跡中找出前瞻的依據。
口 中國留學潮的產生及其成因
中國留學海外第一人始於出生廣東中山縣的容閎。一八四七年一月四日，在美國宣教士布朗牧師的保薦和資助下，年方十九的容閎飄洋過海，直趨美國。一八五四年，二十六歲的容閎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耶魯大學，並於同年十一月，懷著一腔「欲借西方文明之學術以改造東方之文化，必可使我中華之老大帝國，一變而為少年新中國」的豪情，揚帆歸國，開始了他「教育救國」的大計和人生之路。其後在他不懈努力並親自帶隊下，自一八七二年起，清廷在三年內共派出詹天佑等一百二十名學童赴美，一八七七年起又陸續派出嚴復等八十多人赴歐，正式開啟了國人留學海外的歷史篇章。而引起全社會共同關注、成為多數人的共識並加以追求的「留學潮流」，在百年中國史上迄今大約有三波。
口 第一波留學潮
第一波留學潮始自二十世紀初，以留學日本為主。其時雖也有留學英、美、德、法等國家，但數量和規模及對當時代中國的影響遠不能和留日潮相提並論。一九○六年前後十年間，留日學生高達二萬多人，上至七、八十歲的老翁，下至十來歲的幼童，紛紛負笈東洋，留學求知。史書稱當時的留日生「相望於道」。
參照有關史料的記載，我們可以發現當時留日學生的學習狀況有五個特點：
1.學習的廣泛性──對照一八七二年留美生全部學習工科，一八七七年留歐生全部學習海軍，留日學生則所學科目涵蓋工科、理科、外語、師範、史地、法政、軍事、製造、手工、音樂、美術、醫學、農牧等各科目。
2.學文科者佔大多數──因著戊戌變法破除了中國文科武舉制度的神話，而使國人開始注重文科，以期學效西方先進的社會制度。
3.法政、軍事是當時的熱門──這也是當時國內政治的一種直觀反映。一九○一年清廷推行新政後，一段時間內大力提倡官制各方面的改革，同時大肆鼓吹立憲，從而使學習法律和政治成了最被人推崇的科目。軍事則是清政府新政的中心。清政府不僅集中大量財力編練新軍，而且在官派留學生中學軍事的最多。
4.學生進入中等學校學習的佔百分之九十以上──當時幾所專為中國留日學生開設的學堂容納了幾佔一半的中國留日學生，而這些學校的性質是初中或高中，可見當時讀中學者數量相當可觀。
5.自費生佔當時留日生中很大比例──根據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喜所的估計，大約至少佔有百分之五十。
口 學潮的成因
中國史上第一次留學潮的成因，可說是在政治、經濟及思想文化諸方面影響下的必然反映。一八九八年的戊戌變法，對當時的中國無疑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資產階級文化啟蒙，調動了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熱情和勇氣；一九○○年八國聯軍的侵華戰爭，使清廷淪為「洋人朝廷」，國難當頭，從救國救民的願望出發，中國人對日本及歐美探求的熱情空前高漲，時人將留學和愛國救亡聯繫在一起。清廷面對列強也被迫從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進行變革。一九○一年起清廷開始鼓動出國留學，制訂了一系列方針政策，促進青年學子出洋深造。進入二十世紀，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社會上對新式人才的需求與日俱增。一九○五年廢除科舉制度，奪掉了舊式知識份子的升遷之路，使得家庭環境許可的皆送子女出洋以圖日後發達之路。這時期還湧現了大批的新式學堂，為留學生培養了數量可觀的後備軍。加之赴日留學路線近、省錢、語言障礙相對較小；一九○五年孫中山又在日本成立了反清革命組織「同盟會」，深受熱血青年們所嚮往。在上述種種因素的促成下，留日熱潮的出現幾乎是勢所必然了。
留日學潮因為在不需資格、不重考試的學習氛圍下，出現泥沙俱下、魚龍混雜的情形，使得成績優異者很少。然而這次留學潮的主要特點是學生愛國熱情空前高漲，政治氣氛濃，多數懷著救國救亡的心志和目標，而成為孫中山發動反清革命的骨幹力量。可以說，沒有二十世紀初的留日熱潮就很難有埋葬清廷的辛亥革命。而當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爆發後，留日熱也就隨之退潮了。
口 第二波留學潮
第二波留學潮在五四運動時期初現端倪。其延續時間較長、平衡且較有序。這次的留學潮以留學美國、法國及蘇俄為主。辛亥革命後軍閥混戰的局面迫使許多學人重新思考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出國留學無疑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途徑之一。一九一一年以「庚子賠款」為基礎所建立的清華學堂，成為留美學生的預備學校，加上眾多的自費留美學生及各種部門派出的留美青年，使得一九二五年在美中國留學生達到二千五百多人，佔當時美國所有外國留學生的三分之一。這批中國留學生素質高、學習刻苦、成績優秀、自治力強，成為以科學精神澆鑄出來的一批有為青年。而留法勤工儉學生則對政治表現出巨大的興趣和熱情，自由民主的發源地法蘭西無疑提供了，這批滿懷「勞工神聖」的社會主義藍圖的青年們，一個極好的體驗場所。至一九二一年，在法國勤工儉學的中國留學生已達一千六百多人。他們在學業上大多進展不大，卻切實的體驗到勞資間的不平等和對立關係，從而對社會主義和馬克斯理論出現認同並感到親切，開始認真研究並思考付諸行動，也開始廣為傳播這些理論和思想。留蘇熱的出現則主要是政治革命的推動。一九二一年中共成立後，為效法蘇俄，急切派青年赴俄學習。一九二四年孫中山提出「以俄為師」的口號，也將派青年去蘇聯學習，視為培養革命人才的主要途徑。一九二六年前後，在蘇聯學習的中國留學生有一千六百多名。他們基本上是學習革命理論和軍事知識，當中著名者如劉少奇和蔣經國等。
口 學潮的成因
第二波留學潮的成因主要由以下幾個因素促成：
1. 一九一五年的新文化運動，高揚科學、民主的大旗，給傳統的中國文化思想帶來了巨大的衝激；更新觀念、吸收世界新文化成為許多青年的追求和理想；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國人的世界觀和競爭意識大大加強，這也促使一部份青年去「經風雨、觀洋潮」；
2.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促進了一批新的學者和具有近代意義的大學建立，各行各業對新人才的需求日益緊迫；一旦留學歸來，就有較好的工作和優厚的待遇，對青年學子出國留學有很大的誘惑力；
3. 「五四」之後革命浪潮的重新突起，促成許多新青年為獻身革命而出國探求新知，成為當時革命隊伍中的一股熱潮；
4. 北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對出國留學採取放任態度，也給放洋留學的學生有一定的自由度。
口 第三波留學潮
第三波留學潮則要數，自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迄今日的這一波出國留學熱了。雖然在第二波和第三波留學潮中，尚有著自一九五○年到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前的公派留學生共計一萬六千多人。他們主要被派往蘇聯及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其中百分之八十為留蘇生。但因其時一切「政治掛帥」，以及中蘇間的特殊關係，而使出國留學在社會上引不起什麼震動，也沒有為多數青年所關注。
第三波留學潮始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確立的改革開放、發展經濟、實現四化的方針。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改革開放後，第一批五十位留美學生啟程，揭開了第三波留學潮的序幕。二十多年來迄今，出國留學潮方興未艾。其規模之大，對社會、家庭影響之廣，皆遠超過前兩波。據不完全統計，截止二○○二年底，已有近六十萬的學子，出現在一百零三個國家的高等學府中，這尚未包括那些就讀國外語言學校，或是以「伴讀」身份出國，繼而轉成學生身份的人士。事實上，海外中國留學生遠不止上述數字。
當被禁錮了三十多年的中國百姓忽然發現「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西方人民並非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腐朽」的資本主義也並非那麼「搖搖欲墬」，反而生機勃勃時，國人再也按捺不住蠢蠢欲動之心，而要走出國門一探究竟了。為了達成這個目的，二十多年來的留學大潮變化出各種的姿態，按照「中國青年週刊」上一篇文章的說法，似乎每五年流行著一種主題：
1. 「嫁出去」──八○年代前期，限於當時開放的程度，公派留學生畢竟是少數，以其他方式出國的人也不多，「嫁出去」成為出國熱中一股不容小觀的力量。該情形一般發生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一時間，與洋老公出雙入對成為最體面的事，也成為走出國門的捷徑。
2. 「派出去」──八○年代後期，「派出去」成了出國熱主流，政府行為取代了自由市場。「派出去」的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公費留學，一種是出國考察。主要去向是前往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
3. 「跟出去」──九○年代前期，出國的人大多「踩著前人的腳蹤」跟隨出去了。同學出去了，在外面幫忙聯繫獎學金、聯繫學校，之後同窗、校友就一個接一個的跟出去了；老鄉出去了，在外面稍微立穩了腳跟，家鄉的父老鄉親就一個一個的跟出去了。鄰居的孩子出國了，周遭的人就再也坐不住了，賣鍋砸鐵也得將自己的孩子送上這條路。
4. 「走出去」──九○年代後期，出國的途徑增設了新渠道：移民。傳統的留學渠道也發生很大變化，由過去公派為主，轉變為自費為主，完成了政府行為到市場行為的轉換。這時期大批的出國者，是靠自己的經濟能力「走出去」的。
5. 「逼出去」──時序進入一個新的世紀，出國作為一種選擇，不再被「神話」化。出國對很多年輕人來說，有種被「逼出去」的感覺：在國內考大學不太有把握，家裡賺些錢送去國外讀高中吧；國內大學畢業沒找到好的工作，出國再學個專業，充充電吧；工作多年沒混到個好的位子，看不到前途，出國去試試運氣吧；或者是有些人「灰色」收入太多，乾脆自己或將孩子送出去，以便有條後路，錢也跟著「漂洗」得乾乾淨淨，不用成日提心吊膽。
口 留學潮對近代中國的影響
隨著留學潮的相繼崛起，中國社會逐漸出現了留學生群體，成為一股新興的文化和政治勢力，以其先進的文化魅力和特有的政治訴求，去改造中國的社會環境。留學生群體視野開闊，掌握新潮科技人文知識，無疑較其他任何一個階層都具有優越性。而且，留學潮是在歷史的轉折關頭掀起，絕大多數的留學生有著強烈的使命感和民族意識，參政議政的意願和風氣勝行。以下從政治、思想文化、科技知識等幾方面簡述其影響。
口 影響近代政治的變動
前兩波的留學潮中，留學生的政治敏感性很強，不少人是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良方而出國留學，因而有「政治留學」之稱。近代的政治領袖中，不少人都曾留學，如孫中山、李大釗、陳獨秀、蔣介石、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留學生成了近代中國政治領袖的重要來源之一。百年來的重要政治變動，留學生的作用更是十分明顯。例如結束兩千年帝制的辛亥革命，留日學生發揮了骨幹作用；一九○五至一九○七年的「同盟會」員中，百分之九十是留日生。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有八人是留學生。留法勤工儉學的留學生，與其說是留學，不如說是在裝備自己搞革命。
一九二一年共產黨在中國成立之際，也正是周恩來、蔡和森等人在法國留學生中成立「中國少年共產黨」的時候，該組織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中國共產黨的發展與二、三十年代的留學生息息相關。國民黨在北伐戰爭之後，也有相當一部份高級官員來自留蘇生，如谷正綱、蔣經國、郝鵬舉等。抗戰時期，多達數千名的留學生回國效力，在軍中及報刊文宣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四九年以後，回到大陸及港台的留學生，有許多都在政治舞臺上十分活躍。而當今中國面對政經改革的呼聲，留學生也是一支不可低估的原動力。
口 帶動思想文化的交流
和政治相比，留學生在思想文化方面的貢獻更為突出。近代文哲名人絕大多數來自留學生，其中廣為人知者，如嚴復、章太炎、魯迅、郭沫若、郁達夫、錢鐘書、馮友蘭、季羨林等。留學生成為中國思想文化新陳代謝的有力催化劑。晚清之際，留學生將西方的哲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物理、化學、生物、醫學等介紹到中國，以致為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的大環境上鋪墊了道路。
「五四運動」前夕，在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這些留學界風雲人物的推波助瀾下，一場思想啟蒙運動席捲中國，中國思想文化進入大解放時期。八○年代以來，中國大陸開始了第三次思想文化大變遷，現代化思潮成為主體，改革開放、發展經濟是為應用，自由民主呼聲日漸高漲，留學界在其中的影響亦日益明顯。近百年中國的變革，其實質是中西文化的交會和碰撞，而產生傳統文化的變異和再生，並逐步現代化的過程。留學生以其特殊的處境和優勢，自然成了文化交流的弄潮兒。他們不只將世界的文化思潮引進中國，同時也在向世界傳播中國文化方面做出了很大貢獻。
口領導科技知識的前進
留學生在這方面的貢獻和影響是有目共睹的。中國著名的科學家中，十之八九來自留學生，大家耳熟能詳的，如茅以升、詹天佑、侯德榜、錢學森、錢偉長、李四光等人。據「山東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科學家詞典》所收錄八百七十七名科學家，其中留學生有六百二十二名，佔百分之七十五強。一九五五年入選中科院一百七十二名學部委員中，有一百五十六人留過學，佔百分之九十；一九八一年重新選定的四百名學部委員中，在海外留過學的有三百四十四人，佔百分之八十六。
第三波留學潮近年來掀起了「海歸熱」，對中國的經濟起飛和科技發展產生巨大的作用。據不完全的統計，「海歸」們除了大部份從事教學、科研工作外，至今約一萬多人選擇了高科技產業開發、金融、管理、科技諮詢等行業。最近更流行自創企業，且多為高科技領域。到目前為止，海歸們在國內創辦的企業達五千多家，年產值逾一百億元。中國與世界先進科技「接軌」，海歸們功不可沒，這種影響並將隨時間的推移而更加明顯。
口 鑑古知今看未來
中國歷史上，知識份子始終扮演著引領思想風潮，推動社會前進的極重要角色，在百年來的中國近代史中尤其明顯。留學生為知識份子中的一個獨特群體，因受中、外文化的雙重薰陶而具備了充當拓荒者、弄潮兒的有利條件。歷史已經證明，該群體對近代中國的發展產生了其他群體所無法項背的作用。
從容閎開始，留美學生似乎就和基督教結下了不解之緣。從小生長於貧困之家的容閎，因一位美國宣教醫生的幫助，得以進入香港馬禮遜學校（教會學校）唸書。其後，更在該校主持校務的美國宣教士布朗先生幫助下，得以留學美國並完成在耶魯大學的學習。一八七二年，中國首批赴美留學生甫一抵達美國，就受到許多教會接待家庭的親切關照。根據南開大學歷史系李喜所教授在「容閎與中國近代第一批留美生」一文中的介紹，「留學生一到美國友人們家中，他們已在門口等候多時，隨後非常熱情的將這些小客人迎進早已打掃得乾淨漂亮的房間。他們對留學生的吃飯、睡覺、讀書、寫字、講話、外出，直至體育鍛鍊，都無微不至地照料。」後來，美國宣教士多方奔走，促成用「庚子賠款」設立留美預備學校（清華學堂前身）及留學經費，為後來大批有志青年赴美留學提供了可能。
八○年代興起的第三波留學潮中，更可看見學子們在接受西方先進科技知識的同時，也接觸到基督教信仰。許多飢渴的心靈在鮮活的基督信仰中得到滿足，並且發現，孕育近代西方世界（特別是新大陸美國）的先進科技知識和生產力，以及自由平等觀念的土壤中，不少成份和聖經的教訓與思想分不開。他們開始去探索，試著在自然規律的背後去認識並觸摸這位規律的創造者，因而走進了查經班和教會中。一九八九年更是一個轉捩點，在國人「三信危機」達到頂峰的同時，許多海外留學生終於在基督信仰中看清了真正的道路，遇到了終極的真理，得到了叫人煥然一新的生命。
如今，在中國廣袤的土地上，許多莘莘學子也對基督信仰產生空前的熱忱和興趣。他們一反目前校園流行的商務氣息或頹廢風氣，在認真求學的同時，或組查經班，或組青年團契，孜孜地追尋著人生和永恆的真理。伴隨著越來越多基督徒留學生的回歸，基督徒學人不僅以其傑出的學術成就來報效祖國，更以其信仰所帶出的道德情操和為人，為快速變化的中國社會注入一股清流，令人刮目相看。
放眼未來，留學潮仍將繼續，留學生也必將對明日之中國產生難以估量的影響。而他們留學時代所生活的環境及所汲取到的基督教信仰和精神，對未來的發展有何影響，人們正拭目以待。
（發表於〈恩福〉雜誌2004，7、10月號）